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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如何从通力合作走向见死不救的？
少年陈玉成14岁参加金田团营，与本族伯叔子弟蔚然结成为一个宗族圈。他虽然阅世较为单一，在易形成世界观的可塑时代，接受了太平天国“灭妖魔”、“救世人”、“扶圣君”等系列“斩妖留正”黑白分明的思维定势，但同时，在理性上却也不断完善自己的封建家法意识、框架和图式。长于陈玉成12岁的李秀成，在参加太平军前，就有与众不同的复杂经历，他是多职业者，“种山、帮工就食”，还在塾馆当过伙夫，常听塾师“讲解忠孝节义”(《学术论坛》1980年1月)，使他心理的多层面，易于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李秀成在参加太平军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在接受太平天国教义时，也保留了原来的心理机制和价值观念。只是因为多经折磨，形成性格内向。但当他随着时空变迁的权益有所扩充和变动时，他那小生产者扭曲的狭隘心理，就会骤然膨胀。比起陈玉成，李秀成的文化知识在同层次太平军将领中，可以况是佼佼者了，上马能杀贼，下马能露布，这更使他自我感觉良好，成为自傲于同侪的资本；从而在权益位移后，因财产和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产生对他人、包括曾对已有恩义、患难相交的知己相轧。这种天平的砝码的倾斜，在具备小生产者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的李秀成处，由于他的气质和经历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典型。在与陈玉成关系中，他是双方产生和扩大矛盾的主要承担人们对社会权益的狭隘心理，制约着人际的狭隘关系，而作为陈玉成和李秀成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他俩最终与社会权益再分配的明争暗夺。这种出自农民领袖的思维定向，很难对他人、对自己行一个比较符合情理的正确姿态。从而随着权力位移再分配，一种原来隐藏、沉迷和处于萌芽状况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了。
一个最致命的原因是洪秀全的权术制衡，“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为了防止再出现集大权于一身的杨秀清式的人物出现，对权力进行了分散和制衡掣肘。有几件事非常明显：先说“三河镇大捷”，陈玉成被封了“英王”，可是三河镇大捷是李秀成谋划并开始实施的，陈玉成带着部队是后到的。谁主谁次？陈玉成封了英王，过了一段时间李秀成才被封“忠王”，被封忠王之后不久李秀成部下有几个主要将领也被封了王，其中有沐王谭绍光。都是王，平级了，谁听谁的哈？洪秀全的权术恶果在“安庆会战”时暴露无遗，九江失守后，安庆成了天京以西最后一个门户屏障。湘军主力围困安庆，十几万太平军来解围，陈玉成的部队是主力，英王府就在安庆城里，可是洪秀全没有任命谁来统一指挥各部与安庆城里的太平军里应外合，按说陈玉成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领袖是最合适的人选。缺乏统一指挥的太平军实际上是各自为战，陈玉成“浑身是胆”也没能突破湘军的防线进安庆城。曾国藩坐镇祁门，身边部队不过千余人，太平军部队不止一次经过祁门附近，曾国藩几次写遗书全是瞎紧张，是不是太平军懒得搭理他？李秀成此时率12万大军正在围攻上海，没有洪秀全的命令他能还是敢去增援安庆？洪秀全干的最奇葩的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是封王超过了2000！权力分散互相制衡是没人有资格挑战威胁洪天王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可是太平天国内部一盘散沙离心离德，李秀成和陈玉成纵然再优秀再厉害，也挽救不了太平天国必然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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